胡杨：桃李春风化相思-高密融媒网

桃李春风化相思

◇胡杨

　　春天的花才开了一半，放眼望去，满树花团锦簇，遍地姹紫嫣红。游人一洗冬日倦容，换上春装，贪玩着大好春光。一场沙尘暴夹杂着冷雨却不期而至。早上醒来，推窗望去，眼前竟是落英缤纷，香泥零落。正扶窗叹息人间冷暖无常，突然就接到了恩师薛老去世的噩耗，更好似当头挨了一棒，我不禁越发惆怅起来。

　　消息是薛老师的外甥女，我女儿的闺蜜魏雪告知的。因为我和薛老师之间的情谊，两家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孩子们私下里也是无话不谈。

　　薛老师是我的小学语文老师，我们的相识，还是因为我的“隔窗偷听”。

　　我小学上得较晚。当时正值文革末期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，教育资源严重不足，公办教师凤毛麟角，初中毕业代课当老师的情况比比皆是，学龄儿童不能及时就学更是寻常。等我入学时，已经八周岁了。

　　所幸的是，我的家住在学校后面。下课时，学生们纷纷跑来我家喝水。母亲是一个知书达礼的女人，看到学生们跑到我家里，上气不接下气的，舀起一大瓢生水，咕咚咕咚就喝下去，怕孩子们肚子疼，每天都烧一大锅水，盛在瓦盆里。这样，学生们到我家里，喝到的都是温开水了。若干年后，在我村里上过学的那些人，见了我都会回忆起母亲和蔼的笑容和艰苦岁月里的那份温暖。

　　小小的我，竟然对“飞来飞去”的学生们着了迷。每每听到从学校窗子里传来的朗朗读书声，心中便产生了不可名状的向往。更多的时候，不由自主地挪到教室的窗户外面，隔着窗棂听老师讲课。心里最渴望的是，什么时候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坐在教室里学习。我频繁的“偷窥”被老师发现，怕影响学生上课对我多次驱逐，有一次还被老师拧着胳膊强拽离开，我疼得大哭大叫，借故赖在地上不走，闹出的动静终于被校长发现，引起重视，也因此有了我和薛老师的第一次见面。

　　那天，学校委派薛老师到我家找家长谈话。薛老师当年四十多岁，大背头梳得一丝不苟，发际线靠上，额头光洁，戴一副琥珀边眼镜，镜片后面一双眼睛炯炯有神，镶一口银牙，随着说话闪闪发亮。

　　我紧张地躲在锅台后边，大致听明白了薛老师跟我母亲的谈话。薛老师说，现在办学条件有限，七岁的孩子还不能上学，请家长管好自己的孩子，不要打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。我母亲据理力争，说孩子就是喜欢上学怎么办？最后，薛老师叹一口气，答应把一年级的教本送给我，让我在家里自学。次年，年满八周岁的我，初次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时候，已经把薛老师给我的教本翻了好几遍，还在母亲的辅导下，学会了书上所有的拼音、识字和书写。

　　薛老师担任我语文老师的时候，我已经读三年级了。从别人口中得知，薛老师是文革前的中专生，是当时学校里唯一的公办老师。当时文革已经结束，教师“臭老九”的地位大为改观。离家远不能回家吃饭的老师，村里统一安排有孩子上学的家庭轮流做饭给老师吃。我和薛老师的第一次交流就是缘于“送饭”。

　　村里人厚道朴实，大凡派到谁家做饭，往往都是倾其所有，竭尽全力给老师做一顿最好吃的饭。轮到我家的时候，母亲也经常拿着面瓢，四处借白面，做一顿油饼或者蒸饼，炒几个鸡蛋，给老师送去。

　　第一次给薛老师“送饭”，我等在办公室，薛老师刚从教室回来，手上还沾着粉笔灰，看到我，便笑着说：“哎哟，今天是恁家管饭啊，我看看，做了什么好吃的？”我母亲心灵手巧，做面食花样繁多，炒菜手艺也是一流。薛老师边掀开篮子上的盖布边说：“嗯嗯，蒸的单饼，啧啧，还有炒鸡蛋！”欣喜之情溢于言表。他转身去洗了手，边甩掉手上的水珠边说，能把单饼擀得这么薄，在箅子上这样一层层蒸出来，又劲道又好咬，这十里八村，也只有恁家了。薛老师端出鸡蛋盘子，放在桌上。顺手拿起一张饼，对着窗户的亮光看了看，仿佛在欣赏这手艺。双手在包袱上把饼卷成筒状，看了看我，用力撕下一半，塞进包袱里，才开始大口吃起来。

　　薛老师吃饭有个特点，就是吧唧嘴特别响。我开始以为，薛老师是在用夸张的动作，告诉我饭做得好吃。后来才知道，薛老师吃饭声音响，是因为他镶了牙。有人告诉我，薛老师的牙，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批斗打掉的。可是从来没有人听他提起过，包括我。

　　听薛老师吧唧吧唧吃饭，简直是一种折磨。那时候，过年吃上一顿白面都是日子过得好的人家，何况白面蒸饼就葱炒鸡蛋。我的嘴里口水漫溢，我的腹内馋虫鸣响，我故意把头转向一侧，脸上装得若无其事，眼睛的余光却牢牢纠缠着那盘鸡蛋和篮子里的饼。老师每一筷子都像捯着我的肉，每一声吧唧都像咀嚼着我的心，饥饿和诱惑挑战着一个十岁孩子的修养，我努力克制着。在我出发之前，母亲就反复教导我，不能眼馋老师吃的好饭，一定不能让老师觉得咱家人没有教养。

　　薛老师终于吃完了，他打着长长的饱嗝，牙缝里嘶嘶嘶吸着空气，仿佛要把饭菜的香味一股脑地吸进肚子里。我留意到，盘里鸡蛋还剩少半盘，包袱里那一半白面蒸饼露着尾巴，心中暗喜。老师，您吃饱了吗？饱了饱了。薛老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朗声说道，回去跟家长说，谢谢恁家的好饭啊。

　　返回家的那半张饼，和少半盘炒鸡蛋，母亲当然犒劳了我。那滋味，真真是美不可言，妙不可及啊。母亲看着我狼吞虎咽，长叹了一口气说：“统共三张饼，两个鸡蛋，恁老师那么大个人，竟然剩了一半回来，这薛老师是个‘讲究’的人啊！”那会不懂母亲的话，后来长大了，每每回忆起薛老师故意留下的饼和蛋，都会想到“用心良苦”这四个字。

　　我最喜欢上薛老师的课，他讲课那叫一个精彩。之前听“瓜菜代”老师上课，往往捉襟见肘，漏洞频出。薛老师登上讲台，教本一放，拿起一枝粉笔，就滔滔不绝地讲开了，中间不再看一眼教本。声音抑扬顿挫，直逼心底。兴致来时摇头晃脑，满面红光。目光所及，仿佛与台下所有学生目光相接，让人不由自主地追随着他的引领，进入他的语境。而他自己，也仿佛进入了痴迷的殿堂。更令人叫绝的是薛老师的“背书”：只见他，面向学生，背对黑板，侧着身子，手中的粉笔吱吱嘎嘎作响，一行行字迹工整流畅，一气呵成的粉笔行书，瞬间呈现在黑板上。单个字看，字体沉稳，一笔不苟；整行看过，平整如耕，笔直顺挺；放眼望去，黑板白字，参差有致，悦目爽心。多年以后，我曾当面请教薛老师这手“绝活”，他告诉我，这叫“背书”，是师范生的必修课，也是当老师的必备技能。

　　我上学的时候，受教育资源匮乏所困，流行复式班，即多个年级在同一个教室上课。老师给三年级同学讲课，五年级同学就预习；给五年级同学讲课时，就安排三年级同学做作业，这样轮流教学，有时也会横生不少乐趣。

　　一个周五下午的作文课上，薛老师让我们两个年级“合课”，并把我写的作文作为“范文”在课上进行了宣读。我从小酷爱读书，不论什么书，只要见到了，总能想方设法地借来读。有时候借期紧张，从白天看到天黑，直到字迹模糊不清，再回到屋里，挑灯夜战，甚至通宵达旦。看书一多，就学到了不少新词。清明节老师带我们去扫墓，祭奠烈士。抗战时期，在我村附近，发生过几场战争，一些烈士为国捐躯，长眠于此。回来后薛老师以此为题，让我们写一篇作文。我当时穿越时空，神游战场，热血沸腾，用上了炮声隆隆，机枪嗒嗒等许多好词，情境再现，状如大片。薛老师当众读了我的作文，并对五年级同学说，三年级的学生都能写出这样的好文章，你们五年级的，是不是该下点功夫了？！五年级的同学情何以堪，不得而知。那些偷偷瞟过来羡慕的眼神儿，我倒是感觉到了，心里受用着呢。

　　从此以后，我获得了一项优待，或叫“特权”，就是拥有薛老师办公室的钥匙。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，我可以自由出入薛老师的办公室读书看报。薛老师的办公室里除了有《大众日报》《参考消息》等报纸，还有《解放军文艺》期刊，让我如获至宝，如饥似渴地一期接着一期看。看完了过往的期刊，便眼巴巴地等着每月一期的新期刊到来。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后，期刊上小说、报告文学，精彩纷呈，读来身临其境，历历在前；读罢更是壮怀激烈，血脉贲张，恨不得马上持一柄枪，和战友们一起，冲锋向某个高地。我的父辈多人参军入伍，与共和国同生共死，骨子里我对军人的感情尤深。薛老师办公室里的《解放军文艺》，着实让我在精神上过足了“当兵”的瘾。当然，更重要的是我对文学的热爱也潜滋暗长了。

　　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发现薛老师办公室里有一件“秘密武器”。那是一杆汽枪，据说是学校买来护校的，放在薛老师办公室里屋宿舍的枕头底下。说是“秘密武器”一点不假，除了薛老师之外，几乎没有任何人知道。多动的少年，谁的梦中不想当英雄，谁在私下不偷偷玩枪？我和小伙伴们一起做的火柴枪都有好几把，每次“夜战”，火柴枪噼啪作响，让人激情澎湃，俨然将军。现在有了一把“真枪”，岂能放过？趁薛老师不在的时候，偷偷拿出来玩。眼尖的同学发现了，悄悄过来套近乎，目的不过是争取机会玩几把枪。后来还有人不知从什么渠道买来铅弹，我们用它打下过几只麻雀。

　　纸里终究包不住火，我们偷偷摸摸的行径，终于被薛老师发现了。薛老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，一顿狠批。无非是小小年纪，动枪动刀的，伤了自己不好，伤了别人更是犯法。后来，汽枪被薛老师藏起来了。藏到哪里呢，小小的办公室兼宿舍，里外两间屋，我们翻箱倒柜，找了好几天也没有找到。偶然的机会，有同学躺在炕上发现，枪竟然藏在屋笆上。于是，我们又偷偷过了几把瘾。薛老师发现后，没有再批评我们，而是当着我们的面，把汽枪让村里的民兵连长带走了。现在回头想想，顽皮的我们给薛老师制造了多少麻烦，但是他依然“纵容”着我们的“淘气”，保护着那个年代我们难得的一份童趣。汽枪送走了，薛老师用木棍制作了两杆木枪，放学后就教我们练刺枪，后来还教我们对刺，我们才知道薛老师年轻的时候，也跟驻军学过枪术。玩木枪虽然没有汽枪那么逼真，那么过瘾，但也弥补了小小少年心中的英雄梦。

　　谁也没想到，我会被薛老师揍了。

　　小小少年，接受启蒙教育早，看书多，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期末考试考了双百。校长逢人便说，我们学校多年没出过双百分的学生了。“蜀中无大将，廖化当先锋”，少年的我，油然膨胀傲骄之心。上课时偶尔做点小动作，有点哗众取宠，引人注目的意思。有一天，不幸被薛老师逮到了，他让我站到讲台上去，我以为老师平时对我那么好，顶多罚我抄抄题。当我忐忑不安地走上讲台的时候，薛老师突然飞起一脚，就把我从讲台上直接踹了下来。那一脚，来得突然，我身体一下子飞起来，重重摔下，五体投地，大脑清零，一片空白，昔时的威风，顿时轰然倒地。长这么大哪曾如此狼狈？而且当着一众奉我为楷模的兄弟。我趴在地上耍赖不肯起来，也实在没有颜面在同学们面前站起来。

　　薛老师不依不饶，呵斥着：“怎么着，还想让我扶你起来？站起来！立正，站好！”威风扫地的我，一身尘土，面色如灰，战战兢兢地爬起来，按照薛老师的要求立正站好。直到下课，足足在讲台旁边站满了一节课的时间。薛老师依旧在讲台上洪钟大吕，滔滔不绝地讲课，丝毫没有看我一眼，仿佛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我这个人一般。

　　下课后，薛老师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问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吗？我内心大伤，倒驴不倒磨，怎么也不开口。薛老师说，好吧，既然你认识不到自己的错误，那就再站一班课，直到放学。尽管我骄傲，但仍然知道上课的重要性，我怕误了课程，于是有些违心地认了错。

　　最终让我服气，也让我铭记终生的是薛老师跟我父母的对话。当时，我觉得虽然自己上课做小动作不对，但我学习这么好，老师为什么不能放我一马？还揍我！这让我多少有点难以接受。后来，薛老师来家访，正逢我父亲休班回家，看到薛老师来了，便让我母亲炒上四个菜，硬扯着薛老师上炕喝两盅。薛老师跟我父亲早年就熟悉，可能觉着再客气就见外了，便上炕跟我父亲推杯换盏起来。我在心中暗暗祷告，薛老师千万不要把我在学校里挨揍的事说出来啊。听着薛老师啜着酒杯吱吱作响，嘴里吧唧吧唧地大口咀嚼，心里恨不得薛老师快喝醉，把学校里的事都忘掉。

　　但是，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薛老师在吱吱喝干一盅子酒后，说，老杨，我告诉你件事，孩子前两天被我揍了一顿。父亲惊问其故，薛老师一一如实道来。羞得我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。父亲义正辞严地表明了立场：薛老师，我的孩子就是你的孩子，不听话，该打打，该骂骂。果然，薛老师走后，我又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顿批，但这次我记住了薛老师最后的那句话：“我觉得，我们的孩子应该受点挫折，太顺利了，对他以后的人生不利。”

　　我以后的学业一直比较顺利，是因为我的耳边一直回荡着薛老师的这句训诫。参加工作后，有一年春节，我去看望薛老师，同时带去了我的第一本诗集。薛老师当时已光荣退休了，他拉着我的手，让我坐在炕上，自豪地告诉我，他现在的房子是高级职称教师才能分到的；他还告诉我，他一直从同事，从亲朋好友口中，打听着我，关注着我。他身体有恙，视力也大不如从前，但还是擦了擦眼镜，把我的诗集，捧在手中，一页一页地仔细翻过，连声说好好，你从小就喜欢看书，我觉得一定会写书的，果然没错。

　　之后几年，我陆陆续续地发表了一些文章，出版了几本书集，都托人给薛老师捎去了。魏雪告诉我，薛老师收到我的书总是很兴奋，家里来人便炫耀：我学生写的，我教小学时的学生……

　　这个春天的花，才开了一半，薛老师便去了。为薛老师送行的路上，花朵零落，芳魂犹香，纷纷扬扬的花瓣，为薛老师搭起送别的花幛，导引着他的英灵，踟躇前行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。”这满地的落红，莫不是薛老师的化身？

　　躬耕教坛数十载，一生桃李天下芳。愿先生，一路走好。

———谨以此文悼念恩师薛元富先生

来源：高密融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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